理发师
二十世纪中叶，达城小东门，青石板大街、鹅卵石小巷、茅草下的篾笆屋、青瓦下的木板房，栖居着我的街坊四邻。
中段有家老式理发店，没有招牌和门匾，堂屋里两张可以放倒的旧木椅，墙上两方斑驳的镜子，木制洗脸架，黄铜洗脸盆。而今只有在某些最闭塞的山区小镇，还有这种陈设的理发店。条件虽简陋，但那些年却很有点名气。
店主蒋大贵，是半边城都闻名的“一把手”。他矮墩墩的身材、胖胖的脑袋，几根稀疏的头发像冬天田野里的荒草，才五十岁的人就鼻梁上架一副老花镜，常常是从镜框上方看人观物，那眼神如猫头鹰一样。他干这行已有大半生了，经他摩挲过的脑袋不计其数。有人问他职业，他会幽默地用双手作抱球状：“修地球！”
要论蒋大伯的手艺，那是没得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什么人配什么发型，他研究得透透彻彻，再难弄的脑壳，他都修理得巴巴实实。而且，他是本城唯一可闭着眼睛理发的角儿。传说，有一次他给人理发时，剃着剃着传出了鼾声，顾客惊叫唤，他半眯着眼说：“别闹，让我打会儿瞌睡，保证不伤你脑壳，不耽误你时间。”
我读高中时，学校视留长发为小资情调，于是哭丧着脸去大伯店里忍痛剪掉长辫。大伯看看我的脸型，拍拍手掌说：“丫头，莫怄气，我给你打扮成林道静。”他用火钳把我额前刘海烫成向内微弯，齐耳的蓬松短发配以妩媚的刘海，走起路来一头短发跃跃飞动，招来老师同学一片惊羡之声。从此，校园里流行童花式，始作俑者，蒋大伯也。
那个年代，男士流行学生头和锅巴铲，称分头为“汉奸”，称光头为“犯人”。蒋大伯的作品中也包含他的爱憎。街上有个臭名昭著的恶少，长期理发不给钱，一天大伯说他头顶长了疥疮，要剃光才好上药，于是把那厮的头发剃得一寸不留，亮晃晃一个尖脑壳，蚊子都巴不稳，走到哪里被人耻笑到哪里。
说起他的诨名蒋光头，也怪他那娘子。蒋大婶风趣诙谐，快言快语。一天大伯对娘子说，他头发长了，要娘子给剃一下。那蒋大婶说，你那两根毛毛还用得着剃头刀，我用夹猪毛的夹子一根根的连根拔下来，给你拔成个蒋光头算了。从此，街坊四邻同辈们就叫他“蒋光头”。
蒋大伯唯一的儿子长得五大三粗，当爹的只想他继承祖业，可手把手地教了多年，他都学不成器。儿子嫌那剃头刀太小，捏在手里不过瘾，最终选择了操大刀的职业，去屠宰场当了杀猪匠。为此，理发师时常咕哝，可那小子顶撞他老子说：“剃人脑壳有啥子好，既要讲究样式，还要看别人脸色。杀猪多好，杀颈项杀哪里随我的便，痛快！”从此，蒋家的手艺失传了，街坊们无不叹可惜。
锅盔王
啪——啪啪，啪——啪啪，每天清晨，街对面巷子口烧饼店打饼子的声音清脆地响起来的时候，我知道该起床了。
开饼子铺的是一对中年夫妻，皆唐姓。他们的女儿小惠与我是同学，早先他们家炸油团卖时，我们叫小惠“糖油团”，经营饼子后就叫她“糖锅盔”。小惠对她的外号并不介意，饥饿的年代，权当唤名充饥吧。
唐家的锅盔店在本城颇有名，打出的锅盔分椒盐和红糖两种，以个大量足、饼壳薄脆、芝麻喷香而享誉小城，人称“锅盔王”。继承祖传手艺的是小惠爸，他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埋头苦干者，只知把擀面杖打得山响，家里大事小事拿主意的是小惠妈。小惠妈特爱干净，一身士林蓝中式便衣，土白布围裙，袖子挽得老高，一看就是个利利索索的能干人。我时常望着她脸上稀疏的雀斑想，那饼子上芝麻的香气是否缘自小惠妈秀美的面庞？
小惠学习成绩不佳，唐叔唐婶经常邀我去家里做作业，少不了奖给我一个锅盔解馋。虽然一个锅盔两分钱，但日子清贫的年代，学生娃儿身无分文，能经常吃到锅盔简直是天大的福气。
隔壁小山时常垂涎于饼子摊前，他咬着手指，流着鼻涕，用力吸着饼香。一天他心生一计，央求唐叔赊给他一个锅盔，唐叔挥挥擀面杖，去去去，不赊不赊！小山迅速抓起一个饼咬了一口，再甩回摊子，问赊不赊？唐叔只好“啪啪啪”，拿走拿走，我找你老子收钱。晚上，当小山嚎叫着在家里挨揍时，小惠妈飞跑去救下，回来后把唐叔骂了一顿。从此，当小山怯怯的目光扫过饼子摊时，小惠妈都会悄悄塞给他半个锅盔。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饥饿的阴影笼罩着城乡，那些两分钱就可以买一个的锅盔、麻花、鸡脑壳、鸭脚脚，眼看就成无米之炊，快绝迹了，唐家的烧饼店也要关门了。一个大热天晚上，小惠妈打扫卫生时发现街沿边躺着一个人，她吓了一跳，走近看是一个小伙子，摸摸还有鼻息，她赶紧叫唐叔把那人抬进屋。唐叔颤颤地问是什么人，什么病，万一是阶级异己分子咋办？唐婶斜了他一眼，救人要紧！这年头还有什么病，都是饿的。他们把饼子掰碎，和着开水一口一口喂那人，一个饼下肚居然就活了过来。小伙子哭着说他家在很远的农村，是进城参加高考的，没有路费走着来的，又饿又累所以昏倒在路边。唐婶含着泪给了他五元钱，小伙子千恩万谢地走了。
街坊们都猜，那人上了大学，将来有了出息，定会报答锅盔王的。老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五元钱不多，可是一个锅盔才赚几厘钱，要打七八百个饼子才能赚回来呀！何况情义值千金。可是，被救的人却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每当唐叔咕哝这事时，唐婶总会说，救人帮人是积德，不图回报。
小惠是独生女，掌上明珠，唐叔唐婶像候鸟一样跟着女儿。小惠下乡当知青，他们把饼子铺开到乡镇上，为的是离女儿近一些；小惠读大学后定居蓉城，他们把饼子铺又开到省城。而今锅盔王只是指手画脚，自有徒子徒孙撑持门面，“唐记锅盔”迅速成了蜀都声名远播的抢手货。
补鞋匠
青石板大街在街头转了一个弯，街口转弯处是刘家依街顺势的扇形鞋铺，铺面是那种一块块可以卸掉的木板，泛着黄，堂屋就是作坊。刘鞋匠排行老三，街坊都喊他刘老三，小辈们呼他刘三叔。他的鞋铺做鞋补鞋兼营，做的是那种老式的布鞋棉鞋，补的是皮鞋胶鞋凉鞋。刘家门口常年摆着一长串各式新鞋出售，如带袢女式布鞋、圆口老人鞋、小脚女人鞋、抱鸡母棉鞋等等。样式虽老套，但很牢实。刘三婶纳的鞋底是麻线密扎的千层底，鞋帮是那种青咔叽的，鞋尖做成双层，特别耐穿。友人曾打趣：你别把鞋做那么结实嘛，那样你修鞋的生意岂不更好？鞋匠圆眼大睁：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三叔守着一副纳鞋补鞋的家什，天天埋头于飞针走线、敲敲打打，竟然养活了一家老小。
那个年代日子清贫，人们衣着寒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能穿上皮鞋的是极少数人，拿到刘家鞋铺去修补的大多是胶鞋凉鞋布鞋。三叔补鞋的手艺堪称有回天之术、再造之功。无论鞋子断底、掉帮、脱线、磨损，他都能收拾得服服帖帖。隔壁读中学的小哥哥特爱打篮球，一天他赤着脚，提着垮了架的球鞋来到鞋铺，哭丧着脸说回家要挨骂。三叔招呼他坐下，拿起鞋子瞅了瞅，拍拍小哥哥的脑袋说，你娃儿真会跳！接着连忙拉开架式粘补、缝帮、换底、擦洗，半个时辰不到，一双新鞋出炉。小哥哥高兴得给三叔敬了个少先队礼，蹦跳着跑回家，从此经常帮鞋匠的女儿补习功课，后来竟成了鞋匠的女婿。
街坊中一个有劣迹的小子去三叔那儿修鞋，三叔用锤子重重地敲击着钉板，我修鞋就是为了让人走得正、走得好，你小子走那条路，你的鞋我不修！那人忙给三叔下了保证。没想到他还就听三叔的，连派出所都没办法的浪子居然回了头，还认三叔做了干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个单位的“走资派”去三叔那儿修过几次鞋，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三叔一边修一边观察他，问他干什么工作，回答扫厕所，问他为什么鞋烂成这样，回答别人踢的。三叔忙给他端凳子、倒开水，还拿话开导他。一天晚上，他突然来到三叔家，神情怪怪的，说是要出趟远门，把手表寄在三叔那里。补鞋匠心生疑惑，一直悄悄跟在他后面，眼看他到了州河边，三叔一把拉住他，硬把他拽回家里，一边叫三婶煎蛋煮面，一边流着泪数落他，为什么不看远一点？
可叹的是，那人复出后，当了个什么局长，于是很少去鞋铺，脚上的鞋子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谁还去补它！再说一个一局之长与一个补鞋匠有什么好说的，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没想到即将退休前却应了“59岁现象”，局长犯了纪律。被撤职后，他在三叔的鞋铺不吃不喝呆坐了一整天。鞋匠连连叹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忘了那一晚呀！
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当人们足登名牌鞋走过大街小巷时，城市变了，青石板没了，平房没了，鞋铺也失业了。偶尔也能看到一个街边补鞋摊，但却是简单交易，少了刘三叔那副热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