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像走马灯转个不停。
我印象中的年是跟数字联系在一起的。
记得小时候，差不多从十二月末开始，大人们就扒拉着算盘，琢磨来琢磨去，不时在过年的备品清单中划去一两项。孩子们的心便跟着一哆嗦。
那时候，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人们的采购愿望能否得到满足，取决于柜子里的毛票多少。有一回，父母把面额大小不等的纸币摊在桌上。我好奇地瞅瞅这张，看看那张。昏暗的灯光在头顶一闪一闪，有个疑问也在我心头一闪一闪，“钱明明是长方形的，为啥上面写个‘圆’字哩？”当我知道“圆”是“元”的大写时，简直是一头大写的雾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时的我对货币和货币单位一无所知。
当然，临近年根儿，过年的必备品经历一番曲折后总会走入千家万户，包括肉、油、鞭炮、糖、瓜子、花生等。往往是大人们费尽心思这里藏那里掖，孩子们群策群力这边找那边寻。就在这类似拔河的过程中，年悄悄地来了，带着红绿挂钱儿，带着香喷喷的对联……
北方人习惯用白面加水，搅拌后煮熟，所谓浆糊。待稍稍晾凉，用刷子将浆糊在对联上涂抹均匀，大门上、房门两侧等重要、显眼的地方便增添了新年的气象，亮堂堂喜洋洋。孩子的关注点和大人不一样。有的小孩嘴馋，趁人不注意偷吃浆糊，边吃边忍不住吧唧嘴，仿佛品尝的是玉液琼浆。
我倒是没吃过浆糊，我关注的是对联上的字。有人擅长写对联，常常提笔就是一个“萬”字，然后，捋捋胡须，一脸幸福。“这是个万字啊，”他说，“百万的万，千万的万！”大家听着，想百万千万该是啥样，不觉也露出幸福的笑容。而那时候，我们身边还没有“万元户”。
过了几年，镇上突然到处都是电视天线了。我们再也不用去别人家蹭节目看了。特别是大年三十那天，坐在自家炕上，一边包饺子，一边看小品、欣赏歌舞，真是畅快。
印象较深的是1990年春晚。韦唯唱了一首歌，歌名叫《一二三四五六七》，曲调很欢快。“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听着听着，我手上的动作不觉慢下来。我想起了那年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听说，除亚组委外，社会各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自发投身到筹集资金的行列中去，甚至有很多小朋友把储蓄罐里的毛票和钢蹦儿都捐了出来。亚运会如期举办，在开幕式上演唱歌曲《亚洲雄风》的就有韦唯。“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亚洲风乍起，亚洲雄风漫天吼。”韦唯用自己高亢的声音，深情的演唱，将广大国人的拳拳爱国心、殷殷好客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管祖先留给我们黄色白色黑色的脸，点点头我们都是姐妹兄弟。”电视上，韦唯的歌声依旧那么深情，那么热情，那么诚恳。
又一转眼，我参加工作了。面对林林总总的数字，感觉头都大了一圈。特别是年底时，简直忙得像陀螺。那段时间，无论睁眼闭眼，还是吃饭睡觉，总有大大小小的数字在跟前飘。等到年终任务完成，尘埃落定，我还久久不能从虫洞般的大写小写中爬出来。以至于连续数年，我都没有空间感，仿佛一到冬天就钻进了数字迷宫，等脱了身，外边的世界早由白雪皑皑变成了红光满面。待匆匆忙忙回到家，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左看右看，左思右想，写到纸上的东西硬是不会超过五样。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年不是人们特别是孩子们一年到头最大的期盼了。
这些年，餐桌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可以入口的，平时基本都能吃到。动辄摆六个盘子八个碗，对普通家庭来说亦是寻常事。要说过年，也不过是比平日多摆两样菜，人们还一个劲儿嚷嚷：“来素的。肉吃多了油腻。”
至于年货嘛，开车转一圈，就把半个市场都搬进了家。现在的老板也省事，不用打算盘、按计算器，只需出示二维码，得，通过微信扫一扫，进账了。
等到大年三十晚上，人们歪着，躺着，笑着，说着，手指在手机上划来划去，像轻快的小舟。液晶电视的大屏幕独自狂欢，手提电脑的播放器悠然自在，孩子们猫在自己屋里数压岁钱，大大的红包和小小的笑脸相映成趣。
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常常产生幻觉，仿佛自己一夜之间从灯光昏暗的小平房穿越到了现在的高楼大厦，我的声音被飞快的脚步远远地甩在身后。“壹拾佰仟”这些大写的数字像高天上的流云，“万象更新”的美好祝愿和五彩缤纷的礼花一起绽放绚烂。直到耳畔传来铿锵的歌声：“一撇一捺……大写的呀中国人，追逐梦想，改地换天，总是热血沸腾，弘扬中国精神……”我笑了。
几十年光阴和几十个鲜活的“年”像走马灯在眼前闪现，让我看到，无数“大”与“小”相依相偎相得益彰，譬如：小体量，大能量；小视角，大视界；小视点，大情怀……还有，小小的我们，大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