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长于富豪之家，祖父曾是中国的烟草大王，鼎盛时，商号遍布苏南、苏北，江西、浙江、安徽、山东等地，同时还是镇江东郊十三个半乡吴氏宗祠的族长。
然而父亲却一生坎坷。三岁时生母病故，十三岁生父也撒手人寰。随后由苏北泰兴来到镇江东乡姚桥随养母生活。由于祖父在世时整日忙于商务、族务和慈善事业，而无暇或疏于对子女的教育，祖父离世后不久，我的三个伯父均因吸食鸦片败光了家产后随他而去，伯母们亦相继改嫁。
父亲小小年纪撑起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破落户大家，家中还有二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一为父亲的外祖母；一为父亲的养母）需要赡养。
我的四姑母在上海市政府任文员，将父亲举荐到上海市教育局工作，抗战爆发后父亲毅然决然地回到姚桥老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任民兵大队长，为抗战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组织上要求他北撤，因家中两位老人拖累而未能服从组织决定（这是他一生最大的痛）。
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北撤后，地方乡、保、甲长及黑恶势力泛起，万般无奈之下，父亲暗中征得此时已打入敌特内部的地下党员邱涌泉的同意，投靠我大姑父的哥哥（时任镇江县警察局长兼大港区长）戴宗中，被安排任食堂司务长。在此期间暗中帮助邱涌泉递送情报、接应苏北来往干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将他安排到县公安局工作，嫌薪水太低，不久便辞职到上海经商（这是他一生的第二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返回家乡务农（这是他一生的第三痛）。“文革”中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遭到批斗，受尽了折磨。
父亲一生和善，待人真诚，恩泽乡邻。在那个艰苦年代，为了我们姐弟五人的温饱，他贫也俭，足也俭，竭尽全力。
父亲的口才极好，很普通的故事到他嘴里就变得活色生香。于是我一有空就缠着他讲故事，岳母刺字、六郎探母、桃园结义、凿壁偷光……听得我心旌摇曳，心驰神往。
在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如果不是种地的行家里手，则一定要有一门手艺或技能，否则难以养家糊口。父亲经常利用在上海工作期间学到的划配玻璃手艺，免费为乡亲们服务，左邻右舍登门求助络绎不绝。有时候乡亲们过意不去带些自家的土特产，也被父亲婉言谢绝。乡亲们打心眼里敬重他，感谢他。
除此之外，父亲还是村里小有名气的乡村司仪。改革开放前，镇江东乡农村因受经济条件所限，家家红白喜事的操办都较为简单，但对古法礼仪却十分在意。父亲多加留意并向村里的长辈们请教，乡邻有了红白喜事，父亲就成了当然的礼宾司仪。
那时的东乡农村，识文断字的极少。父亲读过私塾，自我记事起，父亲就写有一手好字，不管是村子里小伙子提亲写庚书、结婚写婚联，或是请柬、契约、书信往来，父亲总是有求必应，家里也常年散发着墨香。每逢春节，父亲便穿梭在村头巷尾，挨家挨户写春联，从无怨言。几十年下来，经父亲书写过的大大小小的毛笔足有一大箩筐。连斗大个字不认识几个的母亲，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冲着我们做晚辈的，打趣地说：你老子这文化氛围真正融入民众、接地气呢！父亲常说，他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感觉很快乐。也就从那个时候起，父亲有个梦想，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历史问题得到平反，他整天喜笑颜开，开了一爿日杂小商店，他做生意童叟无欺，从不短斤缺两。
父亲一生坦坦荡荡。虽手中没钱，但也心中无愧。宁可一生清贫，绝不为了挣钱不择手段，违背良心。父亲虽然平凡一辈子，但是不坑不骗、真诚做人。
父亲的一生，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用自己的言行教育鞭策着五个儿女，儿孙们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