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俺爹已虚岁八十有七了。从咿呀学语，到如今白发染鬓，俺喊"爹"也喊了六十多年了。自小随着俺爹俺娘从山东到东北，从东北到西北，因地域不同"丢了"很多方言俚语。尽管身边的兄弟姐妹都由"爹"改成了爸，但俺嘴里的"爹"却始终未变。因为"爹"早已长在心里。
俺爹很小就没了娘，因为爷爷要开中药铺、教私塾，所以家里的几分地由俺爹他们小哥仨料理：伯伯13岁、父亲11岁，叔叔只有9岁。1948年，刚13岁的俺爹，牵上驮着百拾斤粮食的小毛驴，和村里大人们去济南支援前线。返回时，我爹竟骑在驴上累得睡着了掉下去，后来大人们在路边找到了还在酣睡的俺爹。
济南支前线回来后，爷爷为了减少家里的负担，便把俺爹送到济南府去给挂面铺当学徒。其实，就是给人家挂面铺当童工。工作也不只是和面压面，还兼做抱孩子、倒尿盆、收拾家务等种种琐碎"工作".一天下来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夜里也只能蜷缩在一个直不起腰的小杂货仓房里和衣而睡。主家以契约相胁，俺爹硬咬着牙干满了两年。
因吃不饱肚子，19岁时俺爹扛着铺盖卷只身到了黑龙江密山县，在钉马掌的铁匠铺做工。几个月下来，他钉马掌的技术就已远近有名。一年后，有老乡捎信说爷爷病了让赶紧回家。进家才知道给说一门亲事，于是他和俺娘成了亲。接着，他被村民选成副队长，并担任了青年突击队队长……再后来，俺娘生下了俺姐姐，有了我。
好景不长，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击碎了我爹劳动致富的梦想，全公社出现了粮食危机，连那刚长出的地瓜叶苗一夜之间被偷吃得精光。父亲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带上俺娘从娘家借的路费盘缠来到密山煤矿——听说下煤矿最挣钱，他要挣钱养活家人。
矿上经常出一些安全事故，就在我爹悔不当初之时，矿上给发工资了：半个月班发了52块9角钱。我爹激动不已，急忙把50元钱寄回家，解决了全家老少的吃饭之需。俺爹拿着剩下的2块多钱，买了密山县到鸡西县的火车票，想要找一份既安全又挣钱的工作，却因太累睡到了牡丹江才被列车员叫醒，发现身上仅剩几毛钱。于是，他扛起行囊步行到鸡西，并凭着几年在小铁匠炉的历练考上了锻工四级。工资每月40多元，除了每月留下的几块钱生活以外，把剩余的钱全寄回了老家。爷爷笑了，俺娘笑了，我和姐姐也成了能吃饱穿暖的娇宝宝了。父亲闯关东站住了脚，带动叔父和堂哥走进了工厂。后来，为了叔叔他毅然决然来到鸡西煤矿机械厂，考取了锻工四级，从此和俺叔一块上班一块下班，兄弟俩美哉悠哉。
天有不测风云，俺爹在东北生活和工作刚安稳，生活在山东老家的我出事了。3岁的我滚到了七八米高的陡坡下，昏迷了一天一夜。爷爷找到公社卫生院苦苦哀求了一针青霉素，才保住了我的命。这件事后，爷爷坚持要把俺娘几个送到东北；1960年，我们一家在鸡西团聚了。
上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一乞丐乞讨到我们家门上，正好当时无人在家，便一口气喝光了我家瓶子里的油。父亲回来发现后，那人"扑通"跪倒在地，说自己三天没吃饭了云云。俺爹最后竟把口袋里仅剩的五毛钱也送了出去，乞丐千恩万谢地走了。结果，我们全家吃了半个月白水煮白菜。
当年俺爹60多元的工资养活我们全家7口，自己省吃俭用，但对人绝不吝啬小气。不管是老家亲戚有事，还是身边的工友张口，他从没有学会拒绝。后来因为一些事我爹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在工人疗养院疗养期间，鬼使神差地又患上了肝炎。从此，治疗肝炎和神经衰弱的药物伴随他整整20年 .那年他31岁。
后因反帝反修，东北的许多大工厂搬离或撤并，鸡西煤矿机械厂首当其冲。作为单身职工，俺叔率先报了名，和厂里的几百名单身职工转调到西安煤矿机械厂。后来，俺爹经不住俺娘和俺叔的"蛊惑"和"威逼",于是我们举家迁往西安。
到了西安，俺爹的病更重了。车间先是为他转了电焊工，但他的病不能熬夜，后来又给他转成白天车工。为了自己的老父亲和5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不敢也不能躺下休息，断断续续地休几天病假，再上几天班，坚强地和"自己"做着斗争，以保住全家赖以生存的60多元的正常工资。就这样病情时好时坏，他一直坚持了21年。在51岁的时候，奇迹发生了，我爹的肝脏指标全部正常，成了一个正常人。
我爹因为工作兢兢业业，被大家推举当上了车间脱产安全员，车间连续三年被厂里评为安全先进。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老天爷又和俺爹开起了玩笑：和俺爹同在一个车间做电工的弟弟，因他人操作失误受了重伤。这件事过去后，俺爹坚决辞掉车间安全员的工作，55岁光荣退休。随后，和俺娘办起了家属院第一家小卖部，因服务周到、童叟无欺，得到了周边邻里的一致好评……这就是俺爹，一个在颠沛流离中不屈不挠的人，一个在饥寒交迫中不愧不怍的人，一个怀着满腔的爱与善，在波涛汹涌的时代大潮中赤手搏浪的人。
我爹很平凡，也很普通。但是我想，我们的社会不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普通人组成的浩荡大军，在推动前行吗？我爱俺爹，尽管我正向自己的古稀之路狂奔。但是，我深感骄傲，且尚感还年轻——我依然是一个有"爹"喊、有"爹"疼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