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向市中燃公司打听到令人欣喜的消息：小岛扬中目前使用管道燃气和液化石油气的住户已高达近百分之九十，除了极个别偏僻的地方外，管道燃气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看到每次做饭时跳动的蓝色火苗，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拾柴禾"的难忘年代。
地处四面环江的沙洲扬中，一马平川，河港交叉，无山丘树林，历史上的先辈们不仅粮食紧缺，而且燃料亦是一个大问题。
大凡不为柴草发愁的人家，要么是住宅地较大、树木竹枝较多的农户，要么就是紧靠江边芦柳滩附近，有芦柳作燃料或者可以靠 "捞浪渣"的住户，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都经历过粮少柴缺的日子。像我们这辈出生在农村的同龄人，基本上都有拾柴禾的经历。
我的家乡距城区不远，没有若大的住场，就谈不上有多少树木竹枝，历史上就有"穷钟灵、富毓秀、金板沙、银北固"之说，而历史上的钟灵乡便是我旧居所有地。在我上初中的年代，曾经加入过"拾柴禾"的队伍。每到星期天都会和邻友们奔赴柴草资源富足的板儿沙、北固乡一带拾柴禾，帮助家里解决烧草带来的困难，有过辛劳，有过苦辣，至今难以忘却。
我家当时有7口人，父亲常年在城里工作，母亲基本上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大姐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靠劳动工分得到的柴草可谓是少得可怜。拾柴禾虽然不是什么力气活，但常常要走很多路，每次出发前我与儿时的伙伴们都要准备一根小指头粗的麻绳，裤带上插一把砍柴刀，有选择地赶往目的地拾柴禾。凡是芦滩、竹园、高岸地都是我们必去的地方。倘若能捡到一根大一点的枯树枝，便觉得是当天的最大喜悦。而那些竹园较大的人家，基本上都用竹障围得严严实实，让我们不得而入，甚至还有人家放出恶犬追赶"拾柴禾"的人，让我们拔腿逃窜。不过，我们也会骂上几句，待下一次拾柴禾时会有意地将其竹障抽出一个大缺口，悄悄地砍上一些枯树枝，算是报复一下，以解前恨。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才结束。
那个年代，城里人烧的是煤炭，国家按照人口多少，每户发一个购煤证，或者在粮油证后面附有煤炭供应页码。父亲会通过熟悉的城里人买些煤炭回家作为燃料补充。在当时，我家是村里第一户烧煤炭的家庭。但若是晚上煤炉没有封好熄灭了，回家过星期天的父亲常常早晨空着肚皮赶到单位上班，这让我们做子女的心里感到不是滋味。而绝大多数农户都没有烧煤炉的技巧，仍然靠拾柴禾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那时在乡下还有专门为农户刨树根的人，一般来说，他们大都是中年男子，不仅力气大而且刨树根有经验，早晚会扛个山铊（一种铁制的工具），寻找有树根可刨的人家，谈好价钱后便开始刨树根，刨出的树根经过晾晒便成了很好的燃料。还有的人会在芦苇收割后，带上镢头到芦滩刨芦根。令人难忘的是在1969年初冬的一天，紧靠江边的长旺公社四大队有一个生产队组织群众到江中的沙滩上划"脚草"（即割芦苇时落下的柴草）。去时是乘坐的一条木船，待返回时因装满"脚草",木船离开沙滩不久就出现倾斜，瞬间倾覆于江中。首先听到呼救声的五大队民兵营长蔡立中迅速带领人员赶往营救，但终因落水人员较多，发生了9名群众同时溺水而亡（其中有一户3人全部遇难）的悲剧，其时的场景惨不忍睹。这件事惊动了省领导，在要求扬中作出详细调查报告的同时，也向扬中增拨了一批煤炭。
1974年冬，曾任扬中县委书记的周成明从溧阳调扬中工作，他也许耳闻当年的扬中燃料紧张，搬家时有一辆大卡车上装了满满的柴禾，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们帮助卸载，花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那时的县级机关干部，绝大多数家属子女都在农村，为了解决家庭燃料不足的困难，都会将户口从集体户中迁出单独立户，这样每月可以供应1~3人户的煤球（蜂窝煤）120个，运回乡下作燃料，自己则会备一个煤油炉用来下面条之类的需要。当时县委大院有一个叫吕庆年的干部，有一手敲煤油炉的技术，曾为好多同志敲过煤油炉，后来调回家乡江都县。有一年我到扬州开会碰巧遇见他，我们聊起当年他敲煤油炉的事儿，忍不住哈哈大笑。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联产承包制，农户收到的麦稻草归于自家所有，"拾柴禾"便成了历史，原先设在三茅大桥北侧港边多年的 "柴草行"也随之消失，这对于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一无所知。
如今，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城市化率逐年提高，不论是城里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再也没有为生活燃料发愁的烦恼，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清洁能源，这充分印证了习总书记的一句名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